前沿讲坛 | 张春田副教授主讲“何谓情动,何以抒情:以二十世纪三位作家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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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下午,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于海琴六号A631会议室举办讲座,主题为:“何谓情动,何以抒情”。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张春田副教授主讲,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邱晓丹副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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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田副教授
在本次讲座中,张春田副教授以中西文学中的三位著名作家(张爱玲、朱天文和萨莉·鲁尼)的创作为例,在媒介考古的视野下探讨这些作品的抒情性,以及文字与影视改编的异同,以揭示:娴熟地进行抒情,不仅是写作技术的试炼,更是主体与世界关系的一种重构。
张春田副教授首先追溯了“抒情”这一概念在中西文学批评中的理论谱系。他指出,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如《诗经》、《楚辞》)素有“情动于中”、“发愤以抒情”的论述。而在西方,抒情往往与抒情诗及浪漫主义传统联系紧密。进入20世纪后,普实克、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学者构建了关于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重要论述,探讨了抒情在现代性语境下与启蒙、革命话语的复杂关系。
随后,张春田副教授以张爱玲的文本为例,分析了第一种抒情范式:“有距离的反讽抒情”。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张爱玲在描写王娇蕊真情被辜负及多年后与佟振保重逢的时刻,极力避免滥情的对话与心理独白,而是通过人物的动作和镜像中的崩溃来表现情感,这种克制的书写体现了张爱玲对传统浪漫套路的警惕。而在短篇小说《年轻的时候》中,张教授指出,主人公潘汝良对俄国少女沁西亚的“幻象”式恋爱,实则隐喻了脆弱的现代主体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对西方的单一想象与最终的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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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丹副教授
紧接着,张春田副教授转向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探讨了第二种抒情范式:“过度与物质的抒情”。朱天文在小说中极尽铺陈时尚、香水、城市空间等物质细节,这种看似拜物的“过度抒情”,实则是为了在一个用后即弃的消费社会中,抓住某种真实的、具身性的存在感。张春田副教授认为,朱天文通过将抒情放大到极致,产生了一种“震惊”效果,从而让读者反观并意识到边缘群体(如《荒人手记》中的“荒人”)在主流社会结构中无法发声的位置。
接下来,张春田副教授引入了当代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作品(《正常人》、《聊天记录》),阐释了第三种抒情范式:“零度抒情”与“情动(Affect)”。在萨莉·鲁尼笔下,传统的情感逻辑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情动”时刻。张春田副教授指出,萨莉·鲁尼精准捕捉了数字时代的症候:阶级化的语法以及沉默的身体互动。小说中人物之间流动的“搭子”关系,既反映了当代青年情感结构的某种适应性调整,也呼唤着一种重新建立亲密联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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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春田副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强调:虽然我们借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来分析文本,但仍需警惕概念的普适性陷阱,应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与文学现场进行理论的再生产。
